旧习难改，尤其是在中国——特别是在重启经济方面。

两星期前，中国政府终于祭出杀手锏，计划降息，加强银行流动性以向经济注入更多现金，并放宽房地产投资的相关规定。

在四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崩盘给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之后，这一宣布来得出人意料。

经济学家们欢欣鼓舞，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受此推动，上海证券交易所随之全线大涨，涨幅超过30% 。

预计本周末还会有更多变化，投资者热切期待新一轮政府支出计划，以支持过去两周的货币政策放松。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举措是否足以让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摆脱困境，而在于它们是否是正确的战略——因为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弊病正在啃噬着中国经济引擎的核心。

中国领导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但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却始终无法纠正这个问题。

11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最后一次全国讲话中警告说，中国的增长模式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虽然这并没有为他在中国国内赢得多少赞誉，但事实证明他的预言非常正确，而且他牢牢地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说，中国过于依赖向其他国家出口商品，使其听命于西方消费者。

他说：“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他曾试图这样做。

但当全球资本主义岌岌可危时，温家宝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大手笔地刺激经济，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资金，将中国和西方国家从更大的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

未雨绸缪反招困顿

中国和澳大利亚面临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极端。

澳大利亚家庭位列世界上负债最多之列，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房地产的高额抵押贷款。而中国家庭的存款堆积如山。

如下图所示，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中国家庭储蓄强劲增长，目前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10%，远远高于2020年以来就趋于稳定的债务水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公民不喜欢花钱。正如温家宝指出的那样，这增加了中国对其他国家消费其产出的依赖。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缺乏社会保障，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在整个工作生涯中，中国公民都在尽可能多地存钱，以确保自己能够安度晚年。

而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高度城市化社会的快速转变加剧了这种状况。过去的几代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依靠广泛的家庭网络来赡养自己度过晚年。

随着中国人口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

中国正处于全面经济危机的风口浪尖。青年失业率的增长已经到了不再公布统计数据的程度，而且中国已经连续六个季度处于通货紧缩的漩涡之中。

投行摩根士丹利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政府应摒弃大手大脚的投资计划，而将重点放在改善家庭消费的长期目标上。

该银行认为，大型紧急投资项目的效果正在减弱，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的观点是，决策者需要通过转向消费来管理总需求，而这又可以通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福利支出来实现，”报告说。

“我们认为，这可以成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确保社会稳定的更有效方法。”

习近平对投机的不悦

两周前的紧急刺激措施至少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经历了近四年的下降之后，上周末的购房咨询量猛增。

同样，中国的主要股市在措施出台后飙升了30%以上，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上扬，人们普遍希望中国能遏制住已耗尽投资者信心的房地产市场下滑。

市场剧烈波动已成为习近平主席任期内的一大特点。

十多年前，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后不久就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鼓励普通民众将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注入经济的巨额刺激收益再投资于股市。

随着数以千万计不熟悉股票的新投资者将积蓄投入股市，并随着股市收益加速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大胆，沪深股市迅速崛起。

2015年年中和2016年年初，中国股市相继崩盘，引发了一场全球大溃败，许多人担心这场股灾或能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提并论。

当中国市场在2017年趋于稳定时，其市值已经蒸发了一半以上，同时蒸发的还有巨额储蓄。

随后是房地产繁荣。就像股市一样，它也变成了泡沫，到2019年，习近平开始警告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这并不是一种糟糕的节制，但在政府、企业和家庭层面，造成的后果都很严重。

针对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贷款规则收紧，最终导致以中国恒大为首的一些全球最大房地产集团倒闭。

许多资金短缺的开发商无法完成公寓楼的建设，导致预付了房款的投资者得不到房产或赔偿。

而依赖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获得收入的地方政府也发现自己无力偿还债务。

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年，当局才提供了一些不温不火的救济。直到上月底，当局才开始认真遏制经济下滑。

难怪中国公民会变得警惕。

虽然中国政府终于打开了支票簿，但它的救市行动是否为时过晚还有待观察——它可能需要考虑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以调整经济结构。

习近平的前任温家宝或许终究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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