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澳中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澳大利亚人必须对中国有更加细致入微的了解，这将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更好的交往。
因此，衡量我们高等教育体系中有关中国的教育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正是我们的新研究项目《澳大利亚的中国教学》的重点所在。在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去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收集并分析了澳大利亚27所大学网站上发布的所有与中国相关课程的介绍。
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澳大利亚大学是如何构建并向学生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的。
首先，我们确定了澳大利亚各大学开设的442门本科课程和164门研究生课程。其中，汉语和翻译课程最为突出。这些课程占本科课程中的237门（53.6%）和研究生课程中的39门（23.8%）。
但我们也发现，各大学在教授中国知识时涵盖了内容广泛的学科，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中医和音乐。
随后，我们缩小了研究范围，只关注“中国研究”课程。根据该领域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的定义，“中国研究”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商业和经济、地理、历史、国际事务、法律和政治。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具体考察了157门（35.5%）本科课程和74门（45.1%）研究生课程。
我们首先注意到，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中国”通常是指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少有课程明确关注台湾、香港、澳门或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社区，尽管许多澳大利亚华人的文化根源就在这些地区。
就时间范围而言，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课程都侧重于20世纪初之后的中国。通常，课程的起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1978年（经济改革时代开始）。
课程描述还表明，不同学科以不同方式研究中国。
经济、商业和法律课程通常强调商业和贸易在中澳关系中的重要性。这些课程将中国视为澳大利亚人的贸易伙伴、市场和投资目的地。学习这些课程的学生正在为将来在中国工作或与中国合作做好准备。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门关于中国如何监管国际商业的研究生课程。课程介绍强调了这门课程对进入这一领域的人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法律实践或业务涉及中国，因此也涉及中国的监管”。
但是，政治、国际关系和传播等学科的中国问题教学往往没有针对未来决策者、记者和舆论领袖的实用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也不是作为澳大利亚可以合作的潜在伙伴介绍给学生的。相反，中国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或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在国际关系课程中尤为明显，在这些课程中，中国往往被描述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是“紧张局势出现”和“竞争性增强”的根源。
有些课程甚至将当前的世界秩序描述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冷战“。这种看法自然会导致中国的崛起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假设。有一门课程甚至提问“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课程中，中国崛起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往往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没有发现澳大利亚各所大学有任何一门课程是专门针对中澳关系的。
不仅是多学科的当代中国课程，还有一些政治、社会和媒体课程，也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国。相反，它们通常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重点关注性别不平等、民族矛盾、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等话题。
这种方法强调这些问题对共产党统治的影响。有一门课程甚至探讨了中国“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迹象”。
同样，这类课程也没有为澳大利亚年轻人提供管理本国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所需的知识。有抱负的商界人士和律师被教授如何与中国开展贸易及在中国投资。然而，我们未来的政治家、决策者和新闻记者却没有得到同样实用的指导。
这并没有让这些年轻人充分掌握在与中国交往时有效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和战略利益所需的智慧。相反，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摩擦和冲突。
此外，孤立地审视中国的国内问题——仅仅关注其与中国专制统治者的关系——我们就会失去视角。尤其是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社会都共同面临着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比较法能更有效地帮助学生找到解决澳大利亚自身问题的方法，并找出两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可能途径。
有关澳中关系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越了将中国视为经济合作伙伴或潜在安全威胁的有限认识。作为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学者，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提供对中国更加细致入微的了解。
然而，我们各所大学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却简单得多，少了很多细致。
陈明璐（Minglu Chen）是悉尼大学政府和国际关系高级讲师。李秉勤（Bingqin Li）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华人社会政策部主任。陈星宇（Edward Sing Yue Chan）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后研究员。本文最早发布在《对话》网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