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外长梅拉妮·乔利（ Mélanie Joly，又称乔美兰 ）最近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这是两国出现多年外交危机后加拿大外长的首次正式出访。

部长级接触的恢复让一些评论人士呼吁加中两国恢复定期双边外交，因为两国关系“似乎出现了一道彩虹”。

其他人则提到，加拿大人还是担心外国干涉的问题，所以冷冰冰的公众舆论让加拿大与中国重新接触在政治上具有了挑战性。

然而，似乎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加拿大在2022年11月正式结束与中国的长期外交接触，并发布《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战略》（Indo Pacific Strategy）。

加拿大悄无声息地取消了与中国的大部分高层对话与双边接触机制，并施行审查程序，让产生新型外交接触方式变得极其困难。

外交接触的失败

结束两国间的外交接触有一定道理。中国对胁迫性外交的偏好生动地显示了加拿大外交接触政策的失败，同时显示出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对华外交接触政策的失败。

在加拿大的例子中，中国在2018年12月任意拘留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沃（Michael Spavor），将加拿大人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加拿大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此前，加拿大有关部门根据美国的逮捕令将孟晚舟拘捕。

然而，也有一些较早时出现的迹象表明加拿大的对华外交接触走向失败。这些迹象包括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中国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结果的拒绝接受、中国不自由的贸易惯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终结。这些情况及其他事件应该已经表明，近40年来试图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外交接触，并促进中国接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

然而，奇怪的是，即使在加中两国持续多年的外交紧张局势期间，加拿大官员也在努力重建外交接触，并让包括各贸易协议在内的双边接触机制免遭加拿大最初称为“领事争端”的事件破坏。

那么，为什么加拿大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终结与中国的外交接触政策？为什么如此多的西方民主国家仍致力于与中国展开外交接触？加拿大最终是如何结束了这项实施了近4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的？

结束外交接触并不容易

对华外交接触政策是一种外交策略，其首要是创建平台、对话和其他机制，以促进各级管理体系与各种问题上的外交互动。

加拿大的对华外交接触政策始于1980年代。这是一种发展策略，旨在影响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轨迹。这种接触维持了近40年，由保守党和自由党政府在不同程度上维持。

根据对加拿大高级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的保密采访，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进行的最新开放获取式学术研究发现，外交接触政策一旦被采纳很难结束。

加拿大曾经在对华外交接触政策方面进行过维护。尽管有证据表明加拿大并没有实现政策的目标，原因是外交接触的程度难以得到有效的衡量。但是，这项政策从未经过严格的评估或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追求外交接触成为一种惯性，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选择。

虽然对华外交接触政策特别难以逆转，但其他政策也可能落入这个陷阱。任何难以衡量的外交政策策略最终都会对自身的失败产生耐抗性。

怎样结束一段外交接触？

某项政策一旦在公共服务部门形成惯性就很难改变。虽然一些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与中国的外交接触不起作用，但依然无法挑战这一政策。因为，其中的逻辑似乎不言而喻。

但在2020年年中，加拿大有了两个高层政策辩论的渠道，让改变成为可能：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审查程序，并建立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副部长定期会面制度。

这些平台使决策者能够挑战外交接触方面的逻辑，试验新的政策理念，将这些新理念提交给最有权力的决策者，并就新的政策方向达成部门间的共识。

必要的工作关系依然重要

当然，要与中国彻底疏远会是一个错误。中国的全球影响、影响力、军事和经济实力都意味着与中国的工作关系以及敏锐的对华策略符合加拿大的最佳利益，可让两国实现互利。

在这一更广泛的战略中，外交接触或许仍有一席之地：就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治理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必须继续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加拿大可能还会发现，在人权和外国干涉等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还有价值，当中国有关部门的行为不符合中国根据国际法应履行的义务时，加拿大可以让中国有关部门承担责任。

但是，不能仅仅为了接触而接触。高级别对话和其他接触手段必须服务于精确及具体界定的政策目标。换句话说，应该是一种战略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出于习惯。

本文首发于《对话》网站（The Conversation），作者米凯拉·彼得森-马克纳布（Michaela Pedersen-Macnab）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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