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访问阿德莱德动物园时宣布，中国将向澳大利亚赠送一对“同样漂亮、活泼可爱、而且岁数更小的”大熊猫，它们将接替已在阿德莱德生活了15年的“旺旺”和“福妮”。

向其他国家赠送大熊猫早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部分。那么“熊猫外交”这种独特展现中国软实力方式，其魔力究竟体现在哪里？为何能够如此奏效？如今，是否会对中澳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呢？

始于毛泽东时代的熊猫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熊猫外交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毛泽东统治下，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开始向社会主义盟国赠送熊猫，旨在加强意识形态的联系并促进外交友好。

1957年，中国第一对熊猫“大使”——“平平”和“姬姬”——来到苏联。此举旨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而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政权的重要日子。

1972年，一个关键时刻来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北京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后，中国将两只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赠予美国。此举象征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开始向与西方国家接触、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方向迈进。

同年晚些时候，中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后，日本也收到了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

到1984年，在邓小平主政时期，熊猫外交策略从直接赠送转变为长期租借，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

在租借模式下，大熊猫的租借费用相当可观，通常为每年50万至100万美元（约合75.5万澳元至150万澳元）。这些收入直接用于中国的熊猫保护工作。这些租借协议还常常催生与熊猫保护相关的联合研究项目。

阿德莱德的大熊猫“网网”和“福妮”是目前南半球仅有的一对大熊猫，它们在2009年按照租借协议来到了澳大利亚。

在当前习近平治下，熊猫外交常被视为中国有意加强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重要象征。

例如，马来西亚在2014年收到了两只大熊猫，以此纪念与中国建交40周年的重要时刻。同样地，在2017年，为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两只可爱的大熊猫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2017年，中国对德国租借两只大熊猫，当时正逢习近平访问柏林之际。习近平与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共同出席了柏林动物园熊猫园的盛大开园仪式。

即便近年来中美之间紧张关系，也并未让熊猫外交受到干扰。去年，美国将三只大熊猫——“添添”、“美香”以及在美国出生的雄性幼崽“小奇迹”从华盛顿史密森尼动物园送回了中国。习近平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将有两只新的大熊猫接替它们的位置，并称这两只新熊猫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使者”。

为什么是大熊猫？

不言而喻，就是因为大熊猫的可爱和魅力。大熊猫憨态可掬的举止让人们将其视为和平和友谊的象征。

但大熊猫的魅力绝不仅限于此。其中一点就是大熊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野生大熊猫仅存在于中国，但其魅力却无处不在，深入人心。长期以来，大熊猫一直吸引着全球对濒危和脆弱物种的关注，突显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徽标就是一只熊猫，这进一步证明了熊猫作为保护运动普遍象征的吸引力。

尽管大熊猫作为形象大使的效果显著，但其在人工繁殖方面却困难重重。大熊猫的交配窗口短暂，且需求条件复杂，导致繁殖难度极高。以阿德莱德动物园的“网网”和“福妮”为例，尽管饲养员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它们仍未能成功受孕。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是，大熊猫的饲养会给所在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饲养环境要求极为严苛。

这就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资金用于其他更为迫切、需要财政支持的项目中？

李强对澳大利亚的熊猫外交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效？

阿德莱德动物园是李强总理访澳之旅的首站，此次访问象征着中国希望稳定和改善与澳大利亚关系的意愿。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去年11月访华期间曾呼吁将大熊猫留在澳大利亚，此举正是李强对这一呼吁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是在澳中两国关系多年紧张之后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

美国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熊猫外交在树立对中国文化、人民和政府的积极态度方面相对有效。

然而，熊猫外交的影响力也有限。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去年中澳外交关系有所改善，但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政府仍然持有一定的戒备心理。

澳大利亚与美国加强安全联盟、华裔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入狱，以及最近中澳军方之间的对峙等深刻挑战预计仍将继续考验澳中关系。

因此，一些评论家警告阿尔巴尼斯，不要让李强的此次访问成为中国的“宣传利器”。归根结底，衡量任何双边关系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将取决于切实的政策变化和双方之间的互信，而非仅仅依赖于熊猫外交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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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在《The Conversation》网站,作者陶郁为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中国研究专业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