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丁璇 (Ding Xuan, 音) 发现有机会以低于过去一年租金的价格买下一套两居室公寓时，她即刻出手，甚至在签约前都没有仔细检查过房子。
购房前的一个周末，丁女士两个小时左右和中介一起看了四套房子。
在聊到自己位于中国北部凌海的新家时，她表示：“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在搬去之前我应该去我那个房子看一眼。”
在从北京的出租房搬到东北方向440公里远的地方之前，丁女士每年要为合租房支付9000澳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的房租。
丁璇是一名社交媒体制作人，和中国的许多人一样，她的雇主在疫情后生意不佳。
减少工时后，她决定搬到便宜点的地方。
她在网上发现了合适的地方。
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不到3万块钱（6400澳元）买套房，比我在北京一年的房租还便宜。”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北京二手房平均价格仍保持在每平方米60,000元（12,724澳元）以上，丁女士觉得她可以在凌海享受生活，享受“躺平”。
“躺平”是中国年轻人创造的一个流行词，他们因日益增长的社会焦虑和压力而选择退出无休止的竞争。
据2023年一个针对6万名18-35岁的人的网络调查显示，约12.8%的受访者表示想躺平，28.5%的受访者表示想躺平但无法实现。
近年来，许多与丁女士一样怀有“躺平梦”的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正在凌海这样的城市寻找便宜的房产。
丁女士说，她想搬到凌海躺平，因为她不想掏空自己。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她的选择。
她告诉ABC：“在不认可的人眼中，躺平好像是违法的。”
丁女士现在每天只工作两三个小时，每周工作三天。她的收入并不稳定，但她很享受这种下班后可以去公园的生活方式。
她解释说：“生活如果只要吃饭睡觉的话，那我可能一个月500块钱（人民币）生活费就够了。”
“我能躺个五六年没问题，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人生不是一种方式的。”
丁女士还在社交媒体上经营了一个账号，介绍她在凌海的生活，她的关注者80%以上都是女性。
“女性在职场是很有瓶颈期的。30岁左右如果我说我有打算结婚生小孩的话，那我在职场上一定是受歧视的。”
“与其在大城市卷生卷死然后被歧视我宁愿在小城市买房这是一个更舒适的出路吧。”
凌海是一座老工业城市，当地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但乘坐中国高铁到北京只需约三小时。
其他一些老工业城市也拥有看似不真实的房价。
阜新、鹤岗、个旧和潜江都在迎接那些想要摆脱中国大城市生活压力和成本的年轻人。
据本地媒体报道，鹤岗一套一居室公寓的价格能低至3000澳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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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酥酥曾在上海做网店，但她在阜新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价格约为8,600澳元（约合4万元人民币）。
她说：“我想成为猫狗双全的人生赢家。”
酥酥目前没有任何收入，但她并不担心。
她告诉ABC：“月支出很少，一个月1千元（约合210澳元）够用的。”
酥酥认为，像她这样的年轻人躺平是因为买房、结婚和生子等事情都太昂贵了。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媒体与文化研究副教授苏为群（Wendy Su）博士对中国人的躺平概念进行过研究。
苏博士说，这是一种非暴力反抗的形式。
她认为，年轻人正试图从“经济放缓、就业市场萎缩、无休止的房价暴涨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社会问题中寻找出路。
从更深层次来看，苏博士认为社会不平等和僵化的等级制度也加剧了年轻人的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
悉尼大学的陈明璐博士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陈博士认为，许多年轻人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时候进入就业市场的。
“他们面临着不太景气的现状，更不用说未来了。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非常高，”她告诉ABC。
独立纪录片导演秦潇越拍摄了鹤岗年轻移民的生活。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预测这座北方工业城市有可能成为一座鬼城。它备受忽视，人口快速萎缩。
近年来，这里迎来了大批年轻居民，他们是冲着这里超低的房价和自在的生活方式而来。
秦女士说：“鹤岗好像是躺平的一个代名词一样。”
秦女士说，躺平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而是一种随性又认清现实的生活方式。
“这个地方带给人更多新生活的可能性,”秦女士说。
“鹤岗像是给了他们一个港湾。”
在她的纪录片中，一对夫妻在妻子患严重抑郁症后搬到了鹤岗。他们享受在鹤岗生活。
秦女士说：“虽然鹤岗的冬天非常非常冷，但消费水平很低，他的快乐来的也非常的简单。”
陈博士建议说，躺平可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年轻人被迫采取的一种姿势。
“搬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可能是一种压力较小的生活方式，”她说。
“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因为年轻人发现很难在这个严峻的就业市场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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